由于勞動者與派遣機構和用工單位之間的用工關系不明晰，使得派遣機構（用人單位）、企業客戶（用工單位）與勞動者之間頻頻出現糾紛，有些派遣機構與用工單位雖然事先有約定，但實際操作時往往走了樣。比如，常有派遣機構發工資、用工單位發獎金的現象；有的勞動者既和派遣機構簽合同，又和用工單位簽合同，然后在勞動合同執行過程中又不斷變化，這就使得原本清晰的勞動關系變得復雜化。 雖然勞動合同法規定，勞務派遣工應與企業正式員工同工同酬，但該條款的可操作性非常低，于是，企業大量使用派遣工，規避人力成本上升的現象屢見不鮮。 一名勞務工艱辛的維權路 2006年9月，劉統軍到山東滕州市東大礦業有限公司應聘當上了采煤工。2009年3月1日，公司組織員工體檢，“主要是看有沒有職業病。”一星期以后，在不清楚體檢結果的情況下，劉統軍所在采煤區的200名工人突然被集體辭退，且不給予任何補償。他猜測，應該是查出有人得了職業病，而公司給出的原因是“用不了這么多人”。 劉統軍不服，提起仲裁申請，要求礦業公司支付賠償金。因為手頭沒有有效勞動合同，劉統軍拿出工作期間的胸牌、工作證、榮譽證書等作為證據，證明自己確實同礦業公司存在事實勞動關系。然而庭審中，礦業公司突然拿出一份2008年1月劉統軍與江蘇恒友物資貿易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，并稱劉統軍系恒友公司招聘并派遣到礦業公司從事采煤工作的，并非自己的員工。對方還拿出證據：工資表上蓋的是恒友公司的公章。 這讓劉統軍一時愕然：“我壓根沒聽說過這個公司，又怎么會被它派遣到工作單位？”頗感意外的劉統軍隨后看了合同上的簽名，提出那不是本人簽字，并當庭要求申請筆跡鑒定，但仲裁委以劉統軍與礦業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為由駁回其所有請求。 劉統軍的代理律師、山東省農民工維權工作站執行主任李強說：“工資表上面的公章可以后期加蓋，缺乏客觀性；關鍵證據是勞動合同，而當事人否認這份合同，缺乏真實性。” 上述勞動合同的真偽是決定案件勝敗的關鍵，然而據李強介紹，隨后不管是一審、二審，法院都拒絕了要求筆跡鑒定的請求，理由是“以合同為準”。 違反 “ 三性 ” 規定無處罰措施 李強在為農民工免費維權的過程中，遇到的類似案例不計其數。 勞務派遣，最顯著特征就是勞動力的雇用和使用分離。勞務派遣單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，再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務派遣協議，將勞動者派遣至用工單位從事生產勞動，形成了“有關系沒勞動，有勞動沒關系”的特殊形式。 這項旨在促進企業靈活用工的制度，在現實中卻有些“變味”。“有些單位規避法律法規，先與本單位部分員工解除勞動合同，讓職工與勞務派遣機構重新訂立勞動合同，然后再派回本單位繼續工作。”李強說。 《勞動合同法》規定：“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、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。”全國人大法工委曾就勞務派遣給出相應解釋：所謂輔助性，即可使用勞務派遣工的崗位須為企業非主營業務崗位；替代性，指正式員工臨時離開無法工作時，才可由勞務派遣公司派遣人員臨時替代；臨時性，即勞務派遣期不得超過6個月。 然而，現在勞務派遣崗位過濫、企業虛假派遣的現象屢見不鮮，大量勞務派遣工從事專業技術工作。臨沂金諾勞務派遣有限公司經理柴佳成透露，勞務派遣對勞動者免費，一般向合作單位按照人頭收費，省內的行業標準在每人每月50元左右。“這個月剛給一家企業介紹了1000個車間操作工，現在派遣工都是長期穩定性的工作，季節性、輔助性崗位必然流動性比較大，三天兩頭換企業比較麻煩。”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勞動監察總隊的工作人員介紹，對勞務派遣用工是否規范的監察，主要在勞務派遣協議簽訂、工資發放和社會保險繳納三個方面，而對于用人單位使用勞務派遣工從事工作的性質則無法監管，“《勞動合同法》中雖有‘三性’的原則性規定，但并非強制規定，違反此原則有何處罰措施也未提及。” 維權還需制度護航 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副庭長張艷指出，勞動者在勞務派遣爭議中難以維權，勞務派遣的法律關系相對復雜，涉及三方，這給調查取證帶來一定難度。同時，勞務派遣公司準入門檻太低，按照規定，勞務派遣單位的注冊資本不得少于50萬元，而實際派遣公司的財力未必足夠，如果真的發生事故和糾紛，勞動者的工資、保險等后續權利無法得到保護。即便拿到勝訴的判決書，也不一定能真正執行。 “原本想給企業用工開辟一個新渠道，但是相關規定太原則，漏洞太多，可操作性不強。”山東省總工會生活保障部部長刁維強建議，國家和地方層面上應抓緊制定配套法規政策。據了解，今年全國兩會上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，將制定勞務派遣辦法，進一步規范勞務派遣行為，從政策和制度層面解決勞務派遣用工不規范問題。 有業內人士也指出，派遣機構必須嚴格規范操作過程，在服務功能上返璞歸“實”——除了包括代表處、涉外機構、領館等特定用工單位員工采取派遣外，大多數公司可采用“功能性”派遣，將勞動者既作為服務對象又作為培訓對象，在工作中不斷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和專業能力。 | 